行政机关在资质审查时可根据利益标准和管制标准进行审查密度作业。
近年来，英国宪法中被长期且广泛接受的三个核心特征——议会主权、法治、政府对议会和人民负责——都面临着转变。尽管至上的主权被认为存在于王在议会，尽管英国人民被称为臣民而非公民，但人们依然相信，政府受议会问责，议会对人民负责。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以短短8 000言而发挥作用。王室否决权在三个世纪前就已被废弃。（11）即便是这个国家最高级法院也不能无视议会的制定法，或者以它与宪法不合为由而将其否决。尽管这些首相都具有财政部第一大臣的头衔，但是为了使政府的税收与财政政策能够在下议院通过，他们需要一位财政专家在下院充当财政大臣。（47）如果从英国议会要行政机关对人民权力负责的能力，转到议会限制行政和立法机构权力的能力时，我们会遇到进一步的困难，这已经引起事关宪法本质的争议和辩论。
加入欧共体的主要倡导者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首相就宣称，加入欧共体并不会侵蚀自然主权。其他政党对此自然愤愤不平，特别是当工党而非保守党拥有下院多数的时候更是如此。该《办法》的第3条第2、3款将听证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听证，一类是裁量听证。
从其他成文法系国家的制度看，判例已经属于客观存在之物，且在拘束力方面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并无本质性区别。[3]而判例不同于成文法及其一般的案件事例之处，就在于其拘束力这一特征。2000年7月25日，铁道部（被告、被上诉人）据此上报国家计委拟定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包括在春运期间实行票价上浮的有关实施方案。二、对法律概念内涵产生影响的判例——例一如上所述，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判决成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应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之问的媒介，在解决具体案件的目的引导下，使该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具有了相应的具体内涵。
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的认定一方面否定了被告职责范围之内的申报和获批准阶段中被告具有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义务，反之也默示性地提示了该项义务属于批准阶段相应行政主体所应适用的义务。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其着眼于被告行为的过程和阶段，将整体的制定和实施政府指导价等行为过程中被告的行为过程分为申报和获批准两个阶段，确认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程序是否属于被告在这两个阶段中应承担的程序义务。
下面通过对两个行政诉讼案件的简单分析，初步了解上述定义下的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判例的意义。2．二审判决普陀工商分局适用的沪商委（2001）63号文系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1年4月共同发布，其作为当时主管本市商业的行政机关可以发布有关规范行业政策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正因为此原因，相关法律概念内涵具体化的作业已经不可避免地脱离了立法程序而转化到行政程序所应承担的任务。例如，在第二项要件方面，未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是否仅仅针对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即可，是否还需要顾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如需要，那么界限到何处为止？由于判决针对的是一个限制营业自由的警察行政性质的行为，所以，在一般意义上，法治主义对行政机关就相关不确定法律概念设置构成要件的行为，要求其具有明确的边界。
因为，为了明晰成文法的概念用语在现实中的内涵，即现实的制度内容，解读判决已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工作。简而言之，一审判决采用适用义务论的解释走向，认为只要出现《价格法》第23条中列出的几类定价事项，拥有批准权的行政主体就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本案被告并非该案中的义务主体）。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这一部分所举的事例涉及到判例对法律制度结构的影响。从下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法官对此表述了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普陀工商分局……适用法律正确。（二）简析研读上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所作出的判决结论相同，原告败诉，但两份判决书各自所持的思路和立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这项要件涉及到行政规定的内容。由于这类判例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不是被确认并向外宣告的，因此，避开上述拟制立法的思路，即避开从应该建立怎样的案例指导制度的角度，而从完全学术的角度去对已经存在的各种判决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从中寻找和发现这类判例，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便自然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这些判决所体现出的法官的法律判断构成了两者连接的媒介。同时，这样选定讨论的对象也是为了论证在我国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与判例具有同样功能的案例这一问题。也正因为此，作为适用根据的《价格法》第23条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设定。（2）可以从对个案作出的法律判断中抽象出一般性规范。
前者需要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听证目录为限，后者则当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即可实行。国务院批准了该项请示。
据此，上诉人乔占祥请求认定被上诉人铁道部所作《通知》程序违法并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理由不足。（3）民航旅客运输公布票价水平。
在经申请行政复议并被决定维持之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铁道部作出的《票价上浮通知》。判决以行政规定可接受司法审查的前提之下，通过上述的理由部分，为审查行政规定设定了相应的司法基准，即设立了行政规定的合法要件。
2000年11月8日，国家计委以计价格（2000）1960号文件作出批复予以准许。首先，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成文法的条款概念与判例或案例的关系，即以大陆法系成文法为制度前提，由此避开英美判例法的范围。鉴于法律法规对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未作出明确规定，上海市商业委员会等出于对本市行政管理和相关行业运行发展的需要，确定浴池经营服务场所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并未与法律规定相抵触，且该规定已经公布。当然，二审判决的思路和立场中表现出的认识逻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下级法院，甚至影响了其他法院的同类判决，即该判决是否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是否具有先例的作用，则还需要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判例产生和发生拘束力的过程的基本点如下：（1）判决（的理由部分）对成文法中具体概念用语作出法律判断（法律解释）。听证目录制度尽管限定了听证会的具体适用范围，但对于在具体的听证目录之外而仍然属于该规定的概括性适用范围之内的事项，从《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出发，是否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推演出排除其适用听证会的理由？该制度实施后不久就发生的北京歌华有线电视收费涨价案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触及到了此处。
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近来这种分类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2]《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为了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郜永昌、刘克毅：《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4期。
[8]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这同时也是将问题限定在我国法律制度现状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5．二审判决[9]虽然，《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会证制度。（日）田中成明：《法理学讲义》，有斐阁1994年，第61页。
3．争点本案的主要争点是，被告是否负有举行《价格法》第23条规定的听证会的义务？[7]具体而言，在该案的诉讼中法官不可避免地需要认识《价格法》第23条中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的涵义。上述判决将对构成被诉行政行为要件的行政规定是否合法的审查，限定在内容是否超出与法律不相抵触的边界的问题上，后一种审查的特征十分明显。
其中，判决书对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原告适格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要件的判断方式尤其值得分析，但本文对此予以省略。除此之外，在实质上起着规范作用的行政规定等均不被承认为法规范。
讨论这些案例毫无疑问是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之一，但在中国的判例研究刚刚起步的现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没有厘清应然的与实然的判例制度的区别之前，将这些案例都归入笔者下述部分所称的被确定的判例而可能引起的混乱。被告审查后驳回了该申请，理由为，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8条第4项的规定，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应当具备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根据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施行的沪商委（2001）63号《关于加强美容美发、沐浴业开业条件审核工作的通知》的附件2《上海市浴池业开业标准和技术要求（试行）》第4．1．1条的规定，浴池（浴室、洗浴中心）经营服务场地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而原告申请的浴室面积只有370平方米，其场地不符合浴室开办条件。